历届党代会曲目的前生今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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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22-04-22 20:0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 次

　　有一首歌，从中共一大开始，每一届党代会的闭幕式上都会唱。其贯穿中共党史的悠久资历，让后来者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东方红》、《歌唱祖国》等都黯然失色。这首歌就是《国际歌》。

　　《国际歌》的歌词由法国革命家欧仁鲍狄埃创作。他是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1871年，他和公社战士一起在街垒浴血战斗。5月公社失败后，他躲藏在工人家的阁楼中写了《国际歌》的歌词。当时没有谱曲，是用《马赛曲》的曲调演唱。直到鲍狄埃去世后一年，才由另一位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为之谱曲，成为一首完整的歌。十月革命后，苏维埃政府决定以俄文版的《国际歌》作为苏联的代国歌。直到27年后的1944年，才由另一首歌取代之。此后，《国际歌》作为苏共的党歌又使用了几十年。此外，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，也以《国际歌》作为国歌。

　　今天我们传唱的国际歌是由萧三在1923年根据俄文版翻译的。鲍狄埃的法文版原本有六段最快开奖结果现场直播首页。俄文版选取其中的一、二、六段作为歌词，所以中文版的《国际歌》也只有三段歌词。萧三版在定稿后直到现在也没有进行大的改动。在他之前，精通俄文的瞿秋白曾经翻译过另外一个版本，那个版本中的几乎所有词都被萧三版换掉了，唯独一个词没换。而正是因为这个词，瞿秋白至今都被列为《国际歌》的译者。这个词就是整首歌唯一的音译词——英特纳雄耐尔。

　　其实“英特纳雄耐尔”这个词也是萧三与陈独秀次子陈乔年改成的，瞿秋白的版本为“英德纳雄纳尔”。不过个别字词的不同都是细节，真正把法文中的“Internatioanle”用音译，而不是意译的方法来表达出来，瞿秋白是中国第一人。我们都听过国际歌，唱到后面时，“Internatioanle”这个词占了8个小节，如果直译成“国际”两个汉字，很难想象整个人民大会堂上万人齐唱“国呃呃呃际一一一，就一定要实现”时，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，会不会有人唱着唱着就笑场了？

　　瞿秋白是个典型的文人，而且是通才型的文人。除了写文章外，他还是一个靠谱的医生，一个当时中国俄文数一数二的翻译家，一个工于篆刻的金石大师，书法绘画也有很大名气，还是个古玩鉴定家，对京剧也很在行。对于他的才气，他的朋友们最有发言权。鲁迅把瞿秋白看作知己，曾写过“人生得一知已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一联赠予。瞿秋白牺牲后，鲁迅惋惜道：“瞿若不死，译这种书（指《死魂灵》）是极相宜的”。

　　另一个故事更能说明瞿秋白的才气和傲气。后来官至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，结婚时相向瞿秋白求一枚印章，瞿张口就要一个字两元，加急翻倍！把郑吓坏了，退而求其次，请另一个朋友茅盾帮他刻（茅盾的历史地位无需多说）。结果第二天，瞿派人给郑送去一个红包，写着“礼金50元”，又把郑给吓坏了，心说这也太大方了（50元在当时是一笔大钱）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3枚印章，分别是郑振铎夫妇和他母亲的在这个故事中，后来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茅盾、郑振铎，都像围着瞿秋白跑的小弟，可见瞿在当时的名望和地位。

　　“英特纳雄耐尔”这种灵光一现的翻译，满溢着才情，其精彩程度可与徐志摩把佛罗伦萨译成“翡冷翠”。在才华方面，瞿秋白也是毫不逊色于徐志摩的。然而，瞿秋白却没有选择在文人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，而是跟政治越靠越近，甚至一度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。

　　瞿秋白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，同年底担任陈独秀翻译，并随陈一同回到北京，兼管中共宣传工作。1925年1月起，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、五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，成为中共领袖之一。1927年7月12日，陈独秀被停职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。8月7日，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（八七会议），正式将陈独秀免职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并主持中央工作，成为继陈独秀之后，中国又一位最高领导人。

　　虽然当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，但瞿秋白自己都觉得，自己不是干这个的料。按他后来的说法，“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，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，一场噩梦”。短暂的掌权后，他就被排挤出核心政治圈。“第五次反围剿”失败后，“中央红军”开始长征。但是当时瞿秋白已身患重病，不能随军长征，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。瞿秋白多年来与各部门打交道，在黄埔军校作演讲，黄埔的将领都晓得他。也就是说，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。可以说，从他被留在瑞金的那一刻起，他的命运已不受自己支配了。

　　随后的事情就像按剧本编好似的发生了：瞿秋白被捕，一开始谎称自己是医生，不认得；后来被曾听过他演讲的人辨认出来，就承认了；之后就是各派来劝降，军统、中统都爱惜他的才华，甚至怕他担心投降名声上不好，愿意帮他隐姓埋名，给予优厚待遇，留在做翻译。然而所有这些劝告，瞿秋白统统没有理睬。他被抓进来，就没想活着出去。随后，蒋介石下令处决他。

　　行刑的过程颇有古代侠士风范，全程有记者跟随。他先是被带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。记者是这么报道的：瞿秋白来到公园，“全园为之寂静，鸟雀停息呻吟。信步至亭前，已见菲菜四碟，美酒一瓮，彼独坐其上，自斟自饮，谈笑自若，神色无异”，酒半言道“人之公余，为小快乐，夜间安眠，为大快乐，辞世长逝，为真快乐”。随后，缓步走出中山公园，手持香烟，神色不变，沿途用俄语唱《国际歌》、《红军歌》，到达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之后，选择一处坟墓堆上，盘足而坐，微笑的说“此地很好”，并要求刽子手正面开枪，坦然就义。

　　瞿秋白视死如归，理应名垂青史，但是他在就义前夕写的《多余的话》，却让他长时期背负了“叛徒”的名声。

　　《多余的话》是他临刑前在狱中写成的长文。在文中，他回顾自己十几年来的革命之路，文中有这样的话：“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，我也是叛徒的一种。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，我的最坦白、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，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的烈士。以叛徒而冒充烈士，实在太那个了。历史是不能够，也不应当欺骗的。所以，虽反正是一死，同样结束我的生命，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。”

　　这样一段自述，政治上可谓幼稚。尽管他慨然赴死的经历没有疑问，他是否曾经投敌也一直被人们怀疑，他的家人也在后来因此受到了牵连。对此有过定性的批示：“《多余的话》看不下去，无非是向敌人告饶，自首叛变。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？”初，瞿秋白被定为叛徒，墓地被破毁。1980年10月，中共中央为他恢复名誉。

　　说到底，这是一个文人错误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，又太过坦诚地认真剖析自己，而酿成的一处人间悲剧。这个有着不逊于当时任何一位文化大师才气的才子，能够译出“英特纳雄耐尔”这样不朽词句的文人，就这样走完了匆忙而戏剧的一生。他终归是一个文人，至死是一个文人，不信就看看《多余的话》，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篇文字，在文章末尾，他写了这么一句：

　　当浮层化现象严重时，我们遇到的挑战是，出的主意没有太大实操价值，从事实际操作的人…

　　恒大与拜仁这场比赛太有价值，展现了自己，也终于真刀真枪下看清了自己，更成为一把标尺…

　　人的生命本无意义，是学习和实践赋予了它意义。应该把学习作为人生的习惯和信仰。

　　幸福是什么？当你功成名就时，发现成功不会让你幸福，和人分享才会。当你赚到很多钱时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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